在日本，主要是地方政府做PPP，并且地方政府具有完全自主權。在日本PPP用得最多是BTO模式（建設-移交-運營），而不是BOT/BOO模式。我國用得最多的是BOT，企業出資建設運營，期滿之后把設施無償還給政府；而BTO，是企業投資建設好之后，先把設施所有權還給政府，之后再按照特許經營協議去運營。為什么？因為對重要的敏感的基礎設施，政府當然希望能第一時間把所有權拿回來，這可以理解。再者，如果這個設施放在企業手里，它每年要交設施稅，企業也覺得不劃算。大家可能要問抵押貸款怎么辦？因為在日本不需要設施抵押，靠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特許經營協議，銀行就可以放貸。這就是日本，它70%多的PPP項目用的都是BTO模式。

日本PPP模式應用領域很廣，橫跨53個領域，其特點是在社會基礎設施領域遠多于基礎經濟設施領域。因為，在日本經濟類基礎設施建得差不多了，而在教育、文化、健康、環境等社會類基礎設施領域還有不斷增長和提升的需求。清華大學PPP研究中心正在組織專家把日本PPP的經驗用一本書的形式介紹到中國來。

再回到垃圾發電項目。我想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新加坡的經驗。新加坡用的是DBOO或者DBFO而不是BOT，因為前者產權關系更為清晰。新加坡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主要邊界條件，如下圖所示。核心內容包括：投標時主要報三個指標，噸垃圾資金成本、噸垃圾固定運營維護成本和噸垃圾變動運營維護成本；發電收入的98%被政府拿走，所以企業發電效率達不到要求時要被罰款；調價機制中有獎有罰，有精細化的隨CPI變動調整；經營到期后實行有償處置，包括繼續續約，有償收購，有償拆除等。

中國PPP，請讓理念先行、量力而行、簡單易行

最后，中國的PPP到底怎么做？大家可以看看我發在《財經》等雜志的這三篇文章：《中國PPP，請讓理念先行》《中國PPP，請量力而行》《中國PPP，請簡單易行》。

中國PPP，請讓理念先行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位得主，一位是哈佛大學的哈特教授，一個MIT的霍姆斯特朗教授。他們為什么得諾貝爾獎？是因為契約理論。契約理論與PPP模式有密切的關系，無論是霍姆斯特朗的完全契約理論還是哈特的不完全契約理論，都非常適合PPP模式的研究與應用。 

PPP模式最核心的理念是什么？我認為有兩點，第一是合理回報，第二是契約精神。其他如利益分享、風險分擔等都是為這兩個理念做支撐的。為什么是合理回報呢？因為回報低了，企業不干；回報高了，政府不干，民眾也不干。只有合理回報，才能是博弈后達成的共識。合理回報應具有長期性、穩定性、激勵性、約束性、可調性與全體性。PPP在執行當中要有剛性的一面，要講契約精神；但PPP模式執行中還要有柔性的一面，要講可調性，因為它是一個不完全契約。如果PPP項目協議二、三十年一成不變，政府會覺得挺可怕，企業會覺得靠不住，因為在二、三十年內，無論是科技進步還是城市管理，有太多不可預知的可能。因此，不完全契約理論更符合PPP模式，在崇尚契約精神的前提下處理好“不變”與“變”的關系，可能是PPP應用中的必修課。還有全體性，合理回報要善始善終，從開始的咨詢、EPC、融資到最后的退出以及資產轉讓，任何一個環節和任何一個主體都不允許形成暴利。例如，垃圾焚燒、污水處理項目，在資產轉讓中應該明確兩點：一是轉讓要經當地政府同意，二是你賣多少錢當地政府有權干預，否則你賣太高的價錢，既違反了合理回報理念，也加大了接盤者的經營負擔，到頭來還是要由政府和民眾買單，這是不可以的。

中國PPP，請量力而行

面對國內短時間內如此大規模、爆發式的PPP需求，我們的政府與企業在能力上都準備好了嗎？如果能力駕馭不了需求，就是力不從心，其后果有二：一是項目滿天飛就是落不了地；二是匆忙“硬著陸”、倉促“辦婚禮”，為未來婚姻埋下隱患和危機。因此，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中國PPP還是要量力而行，要從政企兩個主體同時加強能力建設，增強能力自信。從政府層面，要著重提高項目識別能力、模式設計能力、財政支付能力、伙伴選擇能力以及過程監管能力。從企業層面，則需要不斷提升投資與融資能力、技術與管理能力以及必要的定力。一方面，PPP企業二、三十年與政府合作，并在政府監管下向社會提供相對穩定也相對單調甚至簡單重復的公共產品或服務，需要克服“疲倦感”與“乏味感”；另一方面，PPP企業必須克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沖動，把合理回報作為企業始終堅守的經營理念和價值追求。

中國PPP，請簡單易行

最后，中國PPP，要簡單易行。立法規制簡單一點，投融資模式簡單一點，過程管理簡單一點。道理也很簡單，因為地方政府面臨的是現實問題，解決的是實際問題，而地方政府解決實際問題的慣常思路是復雜問題簡單化而不是相反，強調有效性。PPP模式如果設計操作的過于復雜就會“嚇跑”地方政府，挫傷他們的耐心與熱情，其結果要么知難而退，要么另辟蹊徑。其實，現實生活中，無論是技術創新還是社會管理，有效加簡單始終是人類的追求。現在學術界、咨詢培訓界和金融界等都有把PPP復雜化的本能推動，但請記住黃奇帆市長的一句刺耳的話，“把金融搞得很復雜的人都是騙子”。PPP界流行一種說法，PPP是婚姻而不是婚禮。順著婚姻說開去，維持婚姻的美滿不容易，但并不復雜。志同道合，婚姻就成功了一半，再懂得珍惜與妥協，婚姻就成功了另一半。復雜化的婚姻不太可能美滿，復雜化的PPP也不太容易成功。所以中國PPP，還是要簡單易行，大道在前，大道至簡！謝謝大家！（掌聲）

互動環節——

1、提問：我來自南京萬德思環保，王總的演講非常精彩，剛才您提到PPP要做得好，關鍵在于不管哪種形式都一定要有個“O”(運營）段，如果想“O”得好，除了您講的技術創新，還需要有商業模式創新的支持。在商業模式創新方面，不知道您有沒有一些好的經驗，或者說我們應該朝哪些方面學習、借鑒？

王天義：光大國際做了一兩百個環保PPP項目，但我們在融資模式、商務模式上卻比較簡單，主要靠自有資金加銀行貸款，包括世界銀行、亞發行、國家開發銀行等的長期低息貸款，我們沒有做非常復雜的商業模式和投融資模式的設計。國內的PPP模式有股權投資，有債權投資，股權投資當中，我主張一定要有運營方，而且要成為重要股東，最好成為控股股東，這樣即便其它股權投資者將來退出，項目運營也不至于受太大的影響，這是政府所希望和要求的。

2、提問：從南京到三亞，我們公司在化解鄰避效應方面做了一些努力。關于工廠花園化方面的做法，能否給我們一些指導意見？

王天義：光大國際有60多個垃圾發電項目，我們努力把每一個項目都做成花園式的工廠，而且我們每新建一個垃圾發電廠，花園效果都要要求比原來的更好。其實，我們現在在花園效果基礎上，正在實施更高的追求，那就是爭取按小時向社會公開披露煙氣在線監測指標小時均值和滲濾液出水指標小時檢測值等。這富有挑戰性，光大國際愿意在這方面做出努力，也希望跟大家一起努力，為中國環保事業以及破解鄰避效應做出積極貢獻。

（如若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固廢網”，謝謝！）

編輯：葉馨